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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立法是优化国家治理的需要,中国反恐之路

2019-10-03 16:04栏目:战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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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即维持社会与国家稳定,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但反恐,却一直是一个常常令人感觉迷茫的话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有组织的恐怖分子会在哪里出现,会攻击你的哪个薄弱点。当政府与百姓聚焦于两会、关注于乌克兰之变时,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毫无征兆地发生了。也许人们会责问,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能预防恐怖暴力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个很难正面回答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反恐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对恐怖组织及恐怖暴力行为必须有一个深刻而透彻的认知;对反恐战略有一个全局性的规划与管理;对反恐行动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与协同;对万一发生的恐怖暴力事件有一个快速的处置方案与善后措施。

恐怖主义是现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恐是必须涵盖的重点内容。反恐立法,就是优化国家治理所需的基础之一。

恐怖组织进行的恐怖暴力活动,其明确目标就是针对一般人群,通过制造恐怖事件以迫胁政府和社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极端宗教和意识形态目标。虽然恐怖暴力活动的形式与范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叛乱暴动,但其影响范围广泛,对民众心理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繁荣造成极大伤害,甚至对青少年一代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其危害之大,世人可见。

反恐立法;治理;反恐;优化;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与其恐怖暴力活动的形成与现状,已有诸多介绍与分析,笔者就不再赘述。但需要提醒的是,对恐怖组织与其恐怖暴力活动的本质要有深刻与准确的认识,这有助于反恐战略的制定与反恐行动的实施。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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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恐怖组织成员均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信仰的力量。忽略了或轻视了,在日后的反恐行动中注定要吃大亏。正如《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的作者托马斯•巴尼特与笔者交流时所说“我认为大多数恐怖主义都是这种作风,在行动被发觉前动手:小股恐怖分子攻击抵抗力弱的目标群体,在自己被杀前尽量多地杀人。”

反恐立法是优化国家治理的需要,中国反恐之路仍很漫长。恐怖主义是现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恐是必须涵盖的重点内容。

第二,恐怖组织是极其严密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其骨干成员大都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我们不能忽略这种组织体系所产生的整体打击能力和破坏能力,更不能视之为乌合之众,不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制定专门的反恐法,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焦点话题。立法在精而不在繁。今天有没有必要为反恐专门立法?答案是肯定的。

第三,尽管恐怖暴力活动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叛乱暴动,但我们绝不能将之等同于社会暴力恶性事件,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在这一方面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将会直接导致我们一些反制措施的偏差——比如消极防御还是主动防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怖组织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恐怖暴力活动就是一种作战行动,一种非对称性作战。

从北京“金水桥事件”到昆明“3·01”事件,境内暴力恐怖犯罪呈现出向内地蔓延并趋于高发的特征,表明恐怖主义已然上升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尽管目前从制度层面看,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反恐出台过一系列专门规定,并与刑法实施了对接,中国也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反恐协定,但无论从境内反恐还是国际合作的层面看,制度化反恐仍在半途,如不尽早健全,将影响反恐效率及成果的巩固。

第四,恐怖活动与反恐行动之间,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意志的较量,只有战胜恐怖分子及其支持群体的意志,才能最终赢得反恐的全面胜利。

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无疑,反恐需要国家机器予以强有力的反应。强有力反应既包括面对暴力恐怖事件时国家机器反应的迅速,也包括让反恐形成稳定的常态化机制。动用国家机器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有明确的授权,形成反恐常态化机制需要为行政设立底线,专门性的反恐法,有助于提高反恐应当具备的制度刚性。

基于以上的认知,以及恐怖组织与其恐怖暴力活动的特征,笔者认为,应从战略——行动——战术三个层面进行规划设计。

此外,恐怖主义形成和演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在界定上的复杂性。如何区分恐怖主义与一般暴力犯罪、激化的群体性事件等之间的差异,对反恐的精确性至关重要。虽然目前对于恐怖分子、恐怖犯罪、恐怖组织已有定义,但还需根据形势变化进一步细化。这种细化,还可以帮助行政权对不同的事件作出正确判断和适度反应,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在反恐战略层面,由于恐怖组织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实施反恐行动涉及到宗教信仰、民族政策、民生问题、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武装力量、技术装备等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某单一部门就能完成的。所以,就需站在国家层面结合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制定一个长期反恐战略,建立跨部门协调机构,统一协调情报、安全、公安、军事力量、宣传、民事、卫生、交通、电信等等相关部门的反恐维稳力量,并对反恐力量实施统一指挥与控制,以彻底铲除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恐怖分子。同时,还需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最大程度压缩恐怖组织的活动空间。

还要看到,在境外暴力恐怖犯罪与境内关联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反恐立法有助于推动与国际反恐的衔接,反制国际反恐中明显存在着的双重标准问题。

在反恐行动层面,由于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冲突中的政治暴力,其目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杀害和破坏平民目标制造恐怖或心理上的恐惧,以达到其政治与宗教上诉求,加之恐怖暴力活动具有的隐蔽性、突然性等特点。对此,我们就需站在应对非对称性作战的高度,将情报战、信息作战、特种作战高度集成,来制定具体的反恐行动计划:一是以情报为先导,加强对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的研究,静下心来深入研究和分析恐怖组织活动分布区域的地理特性,其成员信仰、生活习性、行为规范,以及恐怖组织成员社会网络拓扑图等,使国家反恐部门更好地思考如何将“情报”有效地集成到反恐行动的计划与执行当中。当然,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需要情报界结构性的改革。

当下的反恐形势要求反恐尽早立法,而反恐进一步制度化的条件也已成熟。国安委的成立,为协同反恐搭建了权威化平台,信息通讯、交通、公安、军队等跨部门、跨领域的反恐体系有了统一领导。但是,光有统一领导还不够,不同部门自有相关法规和工作特征,尽快提高协同反恐效率,离不开能够弥合部门差异的行动规范。专门性的反恐立法,有助于不同部门统一步调,协同行动。

二是构建战略传播框架,实施信息作战,展开了广泛的信息较量。由于恐怖组织采用的行动策略主要依靠恐怖暴力活动,来展示其象征性力量,实施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打击、伤害或摧毁对手,不是企图造成有形的破坏,而是向目标受众群体传递某种信息——比如证明其存在、赢得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树立所谓“烈士”形象、制造对立情绪等,并将媒体作为力量倍增器来影响目标受众,以实现短期或中期政治目标以及期望的最终结果。例如,在这次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之后,如果广大群众将“恐怖袭击”与“新疆人”这两个词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时,也就达到这次暴力恐怖事件策划者的意图——即制造民族对立情绪。在反制方面,美军十年反恐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例如,美军认为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中最为关键的任务就是,塑造有利于己方的信息环境,通过摧毁塔利班散布信息的网络与通信工具,在心理和宣传上获得战略优势,从而达到瓦解对方、战胜对方的目的。笔者认为,在信息作战方面,当务之急是建立统一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层面的战略传播框架,制定协调一致的国家层面的反制性战略传播计划,以确保一个声音、一个论调、一个行动。例如,我们目前的新闻媒介暂时还只是停留在对恐怖事件的报道、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和缓解社会舆论的压力上,对恐怖分子开展的“宣传战”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形成真正的软杀伤力。

恐怖主义是现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恐是必须涵盖的重点内容。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更高程度的契合,也必须能够提供国家和公众两方面的安全保障。反恐立法,就是优化国家治理所需的基础之一。

在反恐战术层面,由于恐怖分子往往是隐藏在群居的同情者之中,或混杂与普通民众之间,在实施打击之时,如果伤及无辜则会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所以,在反恐行动中,武装力量规模的大小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进行特种作战,“狠、准、稳”精确打击恐怖分子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特警一人十五秒击毙四人、击伤一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应对突发事件与日常防护方面,曾就职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反恐部门的比尔•霍格斯塔德中校在昆明发生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后,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提出了很具体的四条建议“1、在公共交通场所增加执法人员的存在;2、所有公共交通场所半径500米内的所有人都有进行屏幕监控;3、实施多种路线和时期的军警巡逻以扰乱潜在的恐怖袭击;4、建议和寻求公众向警方报告异常活动,立刻报告立刻调查”; “应付这种局面恐怕没有简单的答案,你们必须训练警察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利用监控系统和脸部识别技术实现预警”托马斯•巴尼特也建议道。

总之,恐怖组织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恐行动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加强对恐怖组织与其恐怖暴力活动本质特征的认知,建立国家层面的反恐战略,制定行之有效的反恐行动计划,从长计议,稳扎稳打,逐步将恐怖组织从中国土地上彻底铲除,还国家与社会一个稳定繁荣的环境——中国反恐之路仍很漫长!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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