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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朝向矩阵型军队的大转型,解放军战区联合

2019-08-28 11:01栏目:战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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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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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改革早已成为国内外、军内外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成立陆、海、空等军种部和统帅各战略方向联合作战的战区指挥机构,以军政、军令分开,建立扁平网状领导管理体制为标志的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本质愿景是构建一个科学合理、高效健全的矩阵型组织结构,并建立与之相应的配套政策和运行机制。

  原标题:转型期中国军队要做哪些战略准备

资料图:参加阅兵的俄罗斯军人

矩阵型组织结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一种,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对以工作为中心和以对象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之优、缺点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至今已在诸多大企业中成功运行多年。为适应全球化管理和大型复杂项目管理,ABB、IBM、华为、西门子、通用电气、花旗银行等知名跨国企业,采用的基本都是“事业部-分公司”式的矩阵型组织结构。这一结构的精髓就是各事业部统筹本领域的全球业务,分公司则根据区域特点管理本区域内的各个事业部业务,两者在各自明确的职权范围内协同工作。分公司/事业部职员在接受直接部门领导的同时,也要接受相对应的事业部/分公司领导或约束,从而形成双重报告关系。比如说,某知名大型跨国公司的做法是:公司事业部负责本业务的研发生产、市场定位、产品定价等,但不负责销售,事业部不允许直接向客户销售产品或提交系统解决方案及报价;而分公司负责客户,其销售经理可根据本区域客户特点和竞争对手情况,协调各事业部资源,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制订并执行销售策略,完成销售任务。因销售经理没有定价权,他必须与事业部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得到所需的产品技术、价格等支持,而事业部因不能直接面对客户,为保持本业务的增长,必须全力支持销售经理的客户工作以赢得订单——销售经理与事业部既相互合作又互为约束。有的公司还要加上财务、审计、运营等职能部门,构成三维矩阵,形成三重报告关系。与此相仿,改革后的中国军队,可能设置直属军委的纪委、审计、检察等垂直系统,也将形成三重报告关系。

  2015年9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已经成为国内外、军内外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也将中国军队变革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常说,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让俄罗斯民族蒙羞,造成永远的伤痛。1992年5月,俄罗斯军队正式组建,并从此开始了过程复杂曲折、内容广泛深刻的军事改革历程。 军事专家李抒音近日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建军以来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一部俄军改革史”。俄罗斯的军事改革,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期、2000年至2008年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期,以及2008年至2012年期间的“新面貌”改革。此后,从2012年到现在,还在对“新面貌”改革进行纠偏和调整。20多年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不停地改革,探索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持其军事强国地位,这场改革至今仍在路上。 俄罗斯军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精干高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现代职业化军队。为此,俄罗斯以军队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部队结构等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效显着,初步实现了由苏联时期的大动员型向信息化时代机动常备型军队的转变。 理顺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提升管理效率 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质是对国防和军队权利利益的再分配和职权关系的再调整,意在建立决策更科学、管理更高效、指挥更便捷的军事组织系统。这也是军事改革最困难的领域,既需要改革者看清未来战争形态,还需要铁腕推进,打破既有格局,触动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奶酪”。 俄罗斯国防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职能的分离,即军政和军令的分离,从而实现军队的专业化建设与管理,同时适应联合作战的高效作战指挥,打赢未来战争。 俄罗斯军队如今已基本实现军政与军令的分离。作战指挥链条由“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部-联合作战司令部/独立兵种司令部-部队”四级指挥机构组成,其中,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战略决策,职能领域作战指挥的重心在总参谋部,地区性作战指挥的重心在联合作战司令部。建设管理链条由“总统、国防部长-军兵种司令部-军区-部队”四级机构组成,重心在国防部机关和军兵种司令部。 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修订《国防法》,重新调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关系,把原来《国防法》规定的“国防部长通过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队武装力量实施指挥”,改为“国防部长通过国防部对武装力量实施指挥”的原则。同时规定国防部长对总参谋部的活动实施领导。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军队领导体制中,将领导权集中到国防部长手里,总参谋部被定位为国防部的军事指挥机关,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某种“平起平坐”的现象不再存在,领导指挥关系得以理顺。此后,俄军高层的矛盾大幅减少。 从2004年开始,俄军剥离了总参谋部的大部分行政功能,将之交给国防部其他部门负责,实现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军政与军令系统的适度分离。自此,俄罗斯军队的改革才走上了快车道。 适应联合作战合并重组军区,剥夺军种作战指挥权 二战后历次战争证明,战争的基本类型已经从世界大战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转变,加之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客观上要求军队大幅提高指挥效率,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时不断下移联合作战指挥重心。俄罗斯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探索了近20年,直到2008年的“新面貌”改革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俄罗斯的军区制由来已久,军区制的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苏联时期,苏军曾设立过多达30多个军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其缩减为8个,后又重组为莫斯科、列宁格勒、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6个军区。俄军原有军事指挥体制继承自苏军,集作战指挥和行政管理权于一体,职能和机构重叠,难以适应联合作战快速高效的要求。 俄罗斯军队一直希望建立类似美军那样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战役层级,俄军在1997年就规定了军区联合作战指挥的职能,但由于军种不肯交出指挥权,建立的战略-战役司令部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相关的改革一直停留在增减军区数量上,没能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2008年的俄格战争,暴露出俄军无法有效地组织起黑海舰队和陆军以及空军部队的战场协同、联合指挥效率低下等问题。俄军因此下定决心对军区体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战略方向上的战略-战役联合指挥机构。 俄军启动“新面貌”改革后,改革设计者基于此前的改革经验教训认识到,军区体制既不能抛弃,也不能原样不动,应该依托军区改造军区。为此,2010年12月1日,俄军宣布将原来的6大军区合并为4大军区,即西部军区、东部军区、南部军区、中部军区。此次改革对军区职能和战略-战役指挥关系进行了几项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俄军在军区司令部基础上组建联合战略司令部;其次,军种司令部退出作战指挥链,总参谋部和军种原来涉及的战区层级指挥权交由军区负责;另外,修改军区条例,统一指挥权,从法律上规定联合战略司令部,即军区机关对战区辖区范围内陆海空常规力量和其他强力部门部队实施统一指挥。至此,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俄罗斯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终于成型。 这次的军区改革,虽然字面上仍然叫“军区”,但此“军区”概念的内涵已不同以往。改革后的每个军区就是一个战区,也代表着一个战略方向,实现了军区、战区与战略方向的统一。军区转变为联合战略司令部,军区司令统一指挥战区内除了战略核力量以外的所有常规力量,包括空海军。空海军司令的作战指挥权上交到总参谋部,由于陆军原本就没有作战指挥权,故而陆海空三个军种司令部全部退出作战指挥链,专事“养兵”,也就是负责各类军事行政业务。 不过,这项让军种司令部放权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改革设计者为此不惜动用强硬手段。改革中,为了建立以联合战略司令部为重心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面对来自军种的阻力绝不妥协,强行将军种中央指挥所并入总参谋部,军种总司令退出作战指挥链。为了确保军种顺利交权,梅德韦杰夫甚至于同一天解除了空军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有力地震慑了改革的反对者。 大刀阔斧裁军,优化部队结构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一度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西方社会,冷战时期来自西方的威胁消失,加上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力不从心,裁军就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必然选择。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280万兵力规模的庞大军队,并很快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军之路:1992年裁军22万人、1993年裁军29.99万人、1994年裁军38.55万人、1995年裁军2l.74万人、1996年裁军20万人,1997年到1999年,俄军再次大幅裁减30万人,使军队总员额缩至120万人。 不过,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让俄罗斯认识到,西方并非俄罗斯真正的朋友,战争威胁也从未消失。 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后,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俄罗斯裁军的方式从初期的减量为主逐步转向减量增质,兵力规模控制在100万。除了兵员规模继续精简外,还加强了海军、空军、战略火箭兵等技术军兵种的建设。随着军费投入的提升,俄军开始大规模采购新型装备,“白杨-M”洲际弹道导弹、苏-35战机、“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等一大批重量级装备的列装,研制新一代航空母舰的计划也提上日程,俄军正在逐渐恢复往日雄风。 根据战争形态的演变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俄罗斯对其军种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如2011年,俄军在航天兵基础上新组建空天防御兵,这一全新兵种整合了军用卫星、战略预警雷达、反导系统等力量,有效提升了俄军战略预警、太空监视、防空反导的能力。2015年8月1日,俄军又宣布将空军与空天防御兵合并,组建新的军种--空天军。这体现出俄对未来军事斗争重心正向太空转移的战略判断。合并军种有利于统一空天领域的军事技术政策,统筹规划空天力量,提升作战能力。 裁军的同时,俄罗斯也在重塑和优化部队结构,减少部队数量和层次,缩小部队规模编成,实现部队的常备化、模块化,提升快速反应、机动作战能力和联合作战水平。 俄罗斯取消陆军的师-团建制,实行军-旅制,共编11个集团军,按功能组建了113个常备旅,并计划在2020年前将常备旅数量增加至125个。这些旅具有显着的模块化特点。李抒音指出,俄军为保持已有的动员能力,还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的物资保障基地,在这些地方储备有模块化旅所需的武器装备,平时这些武器装备只需要维护。战时,联合作战指挥部利用投送力量将相应的兵员快速投送到作战地域,在当地储备的武器装备则立刻投入作战使用,大幅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大幅裁减军官,盲目仿美遇挫折 历史上,由于长期保持大战动员体制,俄军军官比例一直较高,一度达到35%,其中主要用于战时扩充的“简编部队”和“架子部队”军官比例更高。在早期裁军与改革过程中,俄军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数量并没有得到相应削减,这一情况直到2008年才发生改变。 李抒音告诉记者,俄罗斯学习西方,希望将军队官兵比例控制在1:5到1:6之间。按照俄军2008年的改革计划,截至2012年,总兵力由113万减少到100万,重点是裁减军官,军官数量从35.5万降到了15万。 俄军军官裁减重点之一是国防部中央指挥机关和后勤保障部门。俄军中央指挥机关的军官人数将从2.2万人减少到8500人,被裁减的机关和岗位将实行社会化转制。在俄政府与军队高层的强力推动下,此轮军官裁减计划在2010年得以实现,将官由1107人减至877人,裁减20.8%,上校由25665人减至9114人,裁减64.5%,另外,还取消了14万准尉。 “此次军官裁减方案,俄罗斯盲目学习美军,改革并不成功。”李抒音向记者介绍称,美军有一只训练有素非常能干的士官队伍,但俄军基层军士的职业素养远不及美军,美军是全职业化军队,而俄军不是,还有大量的义务兵。这项改革造成俄军基层指挥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出现严重短缺。为此,俄军2012年借助组建空天防御兵的时机又增加了7万名军官的编制,军官数量增至22万名。 俄罗斯20多年来的军事改革之路走得曲折艰难,但总体来说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俄军的作战能力在不断改革中已得到实质性提升,从近年俄军大规模战备检查,以及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和近期空袭叙利亚境内非法武装等军事行动中窥其一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俄罗斯军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矩阵型军队组织的优点

  势在必行,呼之欲出——

矩阵型组织是由职能型和项目型组织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因在职能型组织的垂直层次结构中叠加了项目型组织的水平结构,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种结构的缺陷,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组织资源,进行更为灵活、专业的运营。军队采用矩阵型组织结构,矩阵的“纵轴”——各军种部负责提供不同专业、训练有素的作战力量;矩阵的“横轴”——战区指挥机构被赋予作战筹划和组织指挥的职权,以更加灵敏地对安全环境作出反应。

  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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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当前世界强军的主要作战形式。

与传统职能型组织结构相比,矩阵型军队组织顺应了日益专业、精确,“掰手腕式”甚至“秒杀”的信息化战争形态,有着“军政合一”体制不可比拟的优点:

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  一体化联合作战,具有作战力量多元一体、战场空间多维一体、信息系统多类一体、对抗行动多样一体的独有特征。显然,要打赢这样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其关键是要有上下畅通、指挥统一、实现多方力量聚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①利于统筹建设。矩阵型军队组织由于成立专司“军政”的军种部,有利于从全局角度统筹各军种的训练、管理和建设,可为遂行作战任务提供专业更为精通、训练更为有素的作战力量;同时,由于军种作战部队不再固定归属于某一地域、某一方向,可在不同时期担负不同战略方向的作战任务,一方面可减少部分作战部队,另一方面,也可合并部分作战保障和后勤保障力量,有利于减少人员和机构的重复设置,增加军队资产的利用效率。这也是中国军队裁军三十万的管理学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中国军队在领导指挥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制约与影响了中国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建设。

②利于统一指挥。矩阵型军队组织基于安全威胁判断,在各战略方向成立专司“军令”的战区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调配来自不同军种的作战资源,各取所长、协调一致地遂行联合行动,有利于强化作战导向。由于不同军种的专业人员可建立直接联系,共享行动平台,互用作战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军种壁垒、消除了本位主义,使得战区能够针对全域化的现代战争,主动塑造战场态势,高效应对本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一旦有事,不必再按传统方式跨机构临时协调,指挥决策的前瞻性、专业性、时效性大为提高,对安全威胁有更快的反应能力。

  比如,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不仅存在着指挥层级多、指挥链条长的问题,更存在着联合指挥难、联合训练难、联合保障难的突出问题。一个大战区,平时要组织战区内驻有的陆、海、空和二炮等作战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中的协调难度很大,更不用说在战时进行联合指挥诸军兵种作战。

③利于多向支持。矩阵型军队组织强调基于国防安全总体需求和军事战略目标,统一调配作战资源,为应对不同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提供支持。特别是当国家面临多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军队需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时,作为统帅部派出机构的战区,有权代表最高统帅,研判战争威胁,进行战略规划,组织作战推演,拟制作战预案,待统帅部批准后,从全局范围内申请和调集所有可用的资源进行应对。在此过程中,军种部和战区都必须站在全局角度,按照联合作战计划流程,对资源配置和行动方案进行比较、权衡、磋商并达成共识。这就使得各战略方向必须按照系统最优的原则进行资源分配和作战设计,尽可能避免为应对某一方向威胁而牺牲其他方向战略利益的情况。

  从根子上讲,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是在机械化战争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的联合作战指挥需求。

④利于战略管理。矩阵型军队组织强调双重甚至三重报告制度,军种首长和战区指挥员任何一方都对平时建设和战时行动没有完全自主权,这种纵横双向的制约强化了军委的战略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为“党指挥枪”原则落实提供了更为有力的组织保证,也更有利于政略贯彻实施和战略的物化落地。

  习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对于我军指挥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做出过诸多深刻论述,强调“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重中之重”,督促全军“要有紧迫感,不能久拖不决”。

另外,与传统军队组织相比,矩阵型军队组织强调军兵种人才有机整合,有利于军官在各部门间轮岗交流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加速军队向现代化转型。当任务结束时,参战部队可以回到各军种继续战备训练或遂行其它作战任务;战区或战区的方向指挥机构也可以根据地缘政治需要或战争威胁灵活设立或撤消,官兵并不用为任务结束后的去向问题担忧,部队战斗力也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因此,中国军队现在就要按照习主席的有关指示,以“联合作战”为枢纽,实现“三联”(联合作战指挥、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以“联合作战”为推手,带动中国军队管理体制创新。其中,在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酝酿已久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势在必行,呼之欲出。

二、矩阵型军队组织的缺陷

  战区联合指挥体制建立后,主要担负两大职能:一是平时专事训练,根据各战区面对的战略方向以及承担的作战任务,由其负责对战区内诸军兵种作战力量进行联合训练。二是战时专职指挥,由其在战时统一指挥战区内所有作战力量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

管理学上强调,一个矩阵组织只有具有良好素质的项目经理拥有明确的全面责任和权限的时候,才会有效率。同样,在矩阵型军队组织中,战区与军种的之间的职权如果没有合理设计和清晰划分,或任何一方的能力、等级和威望不相称,管理冲突将不可避免,两者之间的有效合作也将变得遥不可及。举例来说,在战时,战区应对遂行作战任务时的筹划、指挥和控制负责,而军种部队则应在作战行动的现场组织上拥有自主权。这样,一方面,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会穷尽各种努力使其作战目标尽可能迅速、顺利地实现;另一方面,各军种部才会竭力运用其手中的资源,对分配给本军种的任务施加影响、提供便利。

  军政军令分开,高级领率机关结构调整——

因此,矩阵型军队组织要发挥好双重指挥链的功效,就必须关注法规政策的系统配套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考虑如何避免或控制矩阵型组织结构自身的缺陷,否则就要付出昂贵的管理成本,损害军队的整体运作效率。韩国军队就因简单沿用美军的军政、军令二元化体制,使得整个指挥体系效率低下,在天安舰事件之后,于2011年提出重归军政军令合一的改革法案。纵观世界采用矩阵型组织结构的军队,管理冲突问题无外乎以下四种:

  建立科学高效领导管理体制

①目标分歧冲突。由于战区和军种部各自的职责任务、利益考量不同,战区侧重关注完成作战任务,而军种部侧重关心部队的日常运转,导致在共同完成作战任务或日常战备时,经常在形势研判、手段运用、优先次序、稀缺资源调配方面存在分歧。这样,可能使得战区过分关心自己的作战目标而忽略军队的整体战略目标,也可能使得军种过分关心自己的建设管理而对作战战备任务缺乏敏感性。

  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在领导指挥体制上,有的采取军令军政分开的模式,有的采取混合模式。

②制约失衡冲突。通常情况下,战区指挥员拥有作战指挥权,而军种部拥有参战力量的平时管理权、军官任命权和绝大部分资源支配权。如果战区没有相应的制衡权力,就会出现任务部队“不听招呼”、自行其是的现象。相反,如果战区的权力过大,又会出现军种弱化、战区指挥机构大包大揽的现象。

  美军采取的是军令军政分开的模式,即指挥打仗与平时养兵分开。管指挥打仗的,不管军兵种建设等事项;管养兵的,不参与战时作战指挥。如美军高层领导管理体制即军政系统,主要职能是“养兵”,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军种部统管军队建设,包括制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兵力规划,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战备训练、武器装备采购等。

③权限不确定性冲突。由于军种部和战区既协作又制衡,所以当权责划分不明确的时候(有些事件的权限本来就很难界定,甚至没有先例可循),争权、争功或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就很难避免,对遂行任务非常不利。任务部队也会由于存在军种部和战区两个上级,在到底要听谁指挥、某个问题该向谁汇报等问题上感到困惑。

  而俄军目前采取的是适度分权的军政军令混合模式。一方面是各军种和其他机构所掌握的作战指挥权向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略司令部转移,另一方面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如总参谋部)所掌管的军事行政职能向军种和其他机构转移。

④军种文化冲突。由于参与联合作战的诸军兵种客观存在着军种文化和习惯做法的差异,解决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必然存在分歧,遇到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本军种的角度寻求解决方案,从而不可避免会产生军种文化冲突。

  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采取的是军政军令合一的模式。因国情、军情等方面的不同,究竟哪种模式更合理,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是能实现指挥迅捷灵便、领导管理科学高效多能、作战保障有力的模式,都是好模式、好体制。

三、解决矩阵型军队组织冲突问题的对策措施

  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指挥机构臃肿,指挥机构内部设置不合理、部门间职能交叉严重,且多数部门都是负责平时的训练、管理和保障的机构。

①打造共同愿景。如前所述,协调不同方面之间的目标是矩阵型组织结构的一大难题。应由战区牵头,定期组织军种部相关方、任务部队和战略支援保障力量参加形势分析会、作战研讨会、检讨反思会和重大演训活动,让各利益相关方在交流碰撞过程中,强化使命意识、统一作战思想、打造共同愿景,让每一支任务部队都意识到信任和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遂行作战任务时不可替代的角色和地位,从而为目标一致地展开作战准备和作战行动提供保证。这实质也是一个统一战场制胜观的过程。

  因此,长期以来,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上存在着两大短板:一是领兵打仗的指挥职能弱化,二是对全军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管理能力弱化。这与构建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也直接制约与影响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科学的领导管理。

②明晰职责权限。职责与权限不匹配是矩阵型组织产生冲突的根源。要想解决好矩阵型军队组织因权限不确定而产生冲突的问题,必须对军种部和战区的权利和职责进行清晰、明确的规定(这可能成为改革后马上要遇到的最大、最棘手问题)。比如说,战区司令员应与军种部长的级别相同,都进入军委委员序列,便于工作协调和责任追究;即使军种部有单独解决小规模冲突或战事的能力,但应明确规定总体作战方案必须由战区指挥员提出。再比如说,作为支撑军队组织管理最核心的人事权和财经权问题,就应抛弃“非此即彼”的改革思路,将人事权和财经权“一分为二”地赋予战区和军种。即:如授予军种部人事任命权,则应赋予战区中高级军官的考核权或提名权;除按标准拔付的官兵工资福利和单位日常维持费外,如授予军种部战场建设、联合训练经费的执行权,则应赋予战区对相应项目的规划权、预算权和评估权。

  习主席明确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实不容易”。

③塑造联合文化。为避免军种文化冲突对遂行任务的危害,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在各参战军种部队间加强感情交流、建立牢固关系,使各方更好地合作。除组织任务部队经常性开展联合训练、联合战巡,定期进行理论研讨和检讨反思外,还应设立独立的联合指挥与参谋学院,把联合指挥参谋训练课程的参训对象级别从高级领导降至少校军官,在指挥军官知识系统化和思维军种化前,培养他们凡事从联合角度出发思考解决方案的本能思维和行为自觉。只有培养出一大批既真心拥抱联合理念、又知晓联合细节的中级指挥军官,联合作战才可能普遍接受、联合行动才可能成为自觉,军队转型才有中坚力量。另外,联合指挥机构指挥员应根据实际指挥需求从相关军种中选拔并定期轮换;联合作战指挥机关的编设应严格规定各部、局、处军种人员的编配比例(但机关综合部门负责人不应限定军种人选,以利竞争和选优),明确联合军官任职条件,控制联合军官编制职数,畅通联合军官晋升渠道,确保将军中最优秀的军官培养成联合指挥人才。美军就明确规定,要晋升准将,必须拥有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任职经历。有了优秀的联合指挥人才,战区指挥机构才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把那些直接隶属于各军种部的作战力量融合为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完备的制度规定,如不能确保联合军官比军种军官优先晋升,走不通联合指挥机关与军种部队双向交流的路子,战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养老机构”,由于能力弱化而失去威望,进而丧失实际指挥权。

  从我军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看,不仅要改体制,而且要动结构,还要定制度。因此,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管理体制,军政军令分开,高级领率机关进行结构调整与优化,实行作战指挥与领导管理两条线十分紧迫。

④规范作业程序。这不仅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提,更是畅通军兵种交叉任职和机关基层双向交流的根本保证。美军联合作战条令体系,总共有7个系列80多本,几乎对遂行任务时每一个岗位、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及相应的操作流程都进行了规范,形成了标准操作程序,为高效组织联合作战提供支撑,也为军官多岗位、全球化轮岗交流提供了条件。目前,由于职位界定宽泛、标准化操作程序缺乏,以及院校教育与部队实际脱节,我军当前一个作战专业的关键岗位,往往没有个3-5年进入不了情况,不仅导致军兵种交叉任职无法真正走开、联合作战人才凤毛麟角,也导致机关基层脱节——机关人员下不了部队任职,部队指挥员不适应机关任职,人才成长的良性循环远没有形成。军政、军令分离后,军官不仅要在战区和军种机关之间来回轮岗,也要在机关、部队之间甚至不同军种之间双向交流,人员流动明显加快,一名有发展潜力的军官在一个岗位最多只能工作3-4年时间。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明晰的职位界定和相应的标准操作程序,可能军官到一个联合岗位任职,还没进入工作状态就被调离了,更不用说胜任岗位、高效工作了。

  为此,陆、海、空与二炮等诸军兵种可探索脱离作战指挥链,建立各自军种部,主要担负军兵种平时建设与管理职能;在战时,则向各战区联合指挥机构提供合格的部队及各种战斗支援。

⑤重构信息系统。对矩阵型军队组织来说,人员、装备和保障力量在战区和军种部之间的调动转隶将十分频繁,联合训练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军官考核评价、指挥控制手段也将更为复杂,没有专业高效的信息系统作支撑,很难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管理成本将大大增加。必须借鉴企业资源规划理念,根据新的组织结构,进行全方位的工作流程建模和信息资源规划信息系统,尽可能减少军种部与战区间因资源分配和跨部门沟通问题引起的冲突。

  腾笼换鸟,体量瘦身——

四、结语

  裁减老旧装备与非战斗人员,编强作战部队

为更加高效地配置军队资源,更加灵敏地对安全环境作出反应,建立矩阵型军队组织是强国军队的必然趋势。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也普遍存在管理冲突问题。冲突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管理的成本和运行的效率。很多军队,比如俄罗斯军队的“新面貌”改革,就因配套政策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冲突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不得不再走一段回头路。所以,军委战略指导部门、军种部和战区应在了解矩阵型组织优点的同时,认清其管理冲突的本质,以便对改革带来的各种问题尽早地加以防范和解决,使军队尽快按新体制平稳、高效运行,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

  当前,中国军队建设正沿着信息化与机械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加速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少差距:即保持着以二代装备为主、三代先进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老旧装备,亟须淘换。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再次,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陆、海、空与二炮诸军兵种比例不合理,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不合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不合理,最终带来了官兵比例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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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明确要求限期压缩老旧装备数量,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这就要求以编强作战部队为重点,通过裁、减、并等方法,将老旧装备尽快淘换下去,将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移出军队编制序列,从而把空余出来的编制员额与省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编强作战部队,购置新型武器装备,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尤其是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改善军种比例,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增强中国军队战斗力。

  (作者王晓辉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 来源:国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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