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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中国应结交更多

2019-08-27 11:00栏目:战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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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 2 原文配图:阎学通

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 3 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有利于中俄发展军事合作关系

2015年11月24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摘要刊载我所文章,标题《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吗?》全文如下:

中国是否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中国应结交更多盟友。  【访谈对象】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英文)等多部作品

  以结盟战略应对美国战略东移

最近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凤凰网撰文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正式军事同盟。文章比较清晰地分析了没有正式军事同盟的弊端,以及为什么中国需要发展军事同盟。这个观点在国内权威专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观点的提出和围绕它可能展开的辩论一定会有助于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清晰化和透明化。本文将对阎教授两个主要观点提出几个不同意见以供讨论。

  【访谈动机】

  俞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现在学界有三种提法:美国战略东移、战略重点东移和战略重心东移。从综合实力来看,当今乃至今后许多年美国仍将是唯一超级大国,不同的是它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不能不借助其他大国。但美国仍然有称霸全球的野心,也有其全球战略。既然有全球战略,我们就不宜称“战略东移”。美国全球战略是一个重点还是几个重点?从战略部署来看,不是只有一个重点,因此也不宜采用“战略重点东移”的说法。美国的战略是全球性的,它可能游动,因此我赞成用“战略重心东移”的说法,或者说美国强化其亚太战略。美国战略重心转移,首先是从它的自身利益出发的,重点之一是针对中国。但这个重点不是建立在“中美共同主导世界”的论点上。“中美共同主导世界”的论点我是不认同的,而且认为是有害的。

阎教授文中有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同美国在盟友数量和质量上的相对平衡有助于提升中国相对实力和增加中美双方力量的整体平衡,这将有助于世界和平;第二,中国如果同周边,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建立同盟关系,将给这些国家更多安全感,会有助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并接受中国的领导地位。简单说这两点认为中国同美国竞争盟友一是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多安全感,二是可以为这些盟国带来安全感。

  11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阎学通撰写的《中国如何能够打败美国》一文。当日,这篇文章的转载率在《纽约时报》进入了“Top 10”。在所有纵论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析文章中,这篇文章取得的高转载率令美国报纸直呼“实属罕见”。

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  杨明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是主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美国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但要想主导未来亚太,难度也很大。这其中有几点制约因素:一是亚太地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越来越大,不可能简单地分而治之;二是中国贯彻执行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现在基本得到周边国家认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合作协调人的角色有一定发挥。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亚太国家与中国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这些国家不可能维持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简单选择。

首先,关于中国在盟友方面同美国达到相对平衡能够增加中美平衡,使中国更安全,世界更和平这点。阎教授提到,“虽然经济合作关系比没有战略合作关系要好,但对双边战略关系的意义不可能和军事盟友相提并论。”当然,军事同盟有它的好处,但也伴随很多麻烦。经济合作是互惠互利的,而军事同盟是有针对性和排他性的。在同一些国家结盟同时将不可避免的针对一些国家。例如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中国对于结盟的要求可能会使愿意合作的国家减少很多。经济活动如果附加政治条件,就会让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目的,而不情愿合作。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提出军事盟友的想法后,英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国还会不会加入亚投行。相对于美国经常要求民主化等附加政治条件,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给予经济互利的无条件贷款显得更受欢迎。

  阎学通说,他原先建议的文章标题“中美道义竞赛”未被《纽约时报》采用。文章中,自认为是现实主义学者的他提出,道义对提升政治实力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胜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赵昌会(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我上星期刚从卡塔尔参加一个关于能源问题的研讨会,研讨会规模非常大,议题非常重要,争论也很激烈,但是中国就去了我一个人,我很惊讶。这次会议叫能源战略东移之下的美国。他们认为中东除了地缘战略意义之外,对美国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美国从这个地方油气进口已经不到7%。现在中东越乱油价越高,对中国、印度这种新兴国家影响越大。他们认为美国迟早要撤出这个地区。美国人战略重心东移是真的,不是虚张声势,是贯穿整个21世纪的长期战略。目前是准备阶段,或者排兵布阵阶段。

另外,历史也反复证明,军事同盟是导致战争和对抗的一个因素。欧洲的一战二战前都形成了两个对抗的军事同盟。而中国对于地区安全的一个被忽略的贡献就是他一直没有建立同美国对抗的军事同盟。正如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结盟政策,不用像美国那样承担联盟的负担。中国不结盟的选择是有利于东亚和平的。历史上看,结盟往往助长战争。很多人一直在比较目前的东亚局势,和二战之前的欧洲的相似性,但他们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不同,在二战前,所有欧洲国家是结盟的。”

  他表示,在中国提升世界地位和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的竞争中,“不是比谁更能砸钱,而是要看谁有更强的政治领导力。”

  东移会多大程度冲击中国

因此本文认为争取军事同盟以及同美国竞争盟友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不是更多安全感。对于中国,美国,俄罗斯这种州级大国,我们很难相信有任何盟友能带来保护和安全感。相反,军事结盟将对中国外交安全政策,以及世界格局发展带来更多不可控因素。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盟友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这与我国目前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不相符的。我国自身也已经有过这方面经验和失误。

  针对此,他所提出的取胜方法至少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

  钱文荣(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对中国政策和对苏联政策,相同的地方是都强化、重视同盟,进行政治上的围攻。不同之处是现在美国对华采取“接触 遏制”的政策。这里边有两个含义,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第二方面通过接触逐步西化或改变中国。美国的改变办法是通过经济合作,引导司法制度、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改变,逐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在军事上实行遏制,压缩我国军事对外活动战略空间,尤其是控制国际运输通道,其中主要是石油运输通道。

正如邓小平1984年11月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的:“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那将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第二、“一条线”战略本身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条线”战略与我国50年代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由于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僵化,正常的、必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也受到了限制。特别是这一战略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使某一方通过打“中国牌”增加与另一方对抗的筹码,从而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第三、中美战略关系遭到破坏。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有所发展,但是一直存在着阴影,突出地表现在美国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特别是里根在竞选和出任美国总统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作用的估计,并多次声称要大力发展与台湾“老朋友”的关系,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的台湾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这种行为再次暴露了其霸权主义的本质,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首先,实行仁政要在国内建立具有感召国内外大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未来美国对华的压力一是取决于美国国内矛盾和压力。现在华尔街一系列的“占领”,是在向资本领域的核心动刀子。美国国内矛盾持续下去,就会加大对外转移危机的态势。第二取决于中国国内矛盾的发展,如果我们在十八大之后有明确共识,美还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如果整个国家乱哄哄的、无所适从,美国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阎教授另一个论点是,“如果中国想成为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北京需要一个全新战略:全面支持发展真正盟友,而非仅仅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事实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根本不是靠结盟实现的。恰恰相反,美国国父们,华盛顿、杰弗逊等都极力反对美国同他国结盟,或介入他国内部事务。而美国近些年的衰落也是起于违背了国父们的初衷,开始穷兵黩武,胡乱花钱。另外,盟友还给美国带来了很多麻烦,例如北约东扩同俄罗斯的对抗。例如以色列同伊斯兰国家的对抗,日本同中国的对抗等。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中国要争夺道义制高点,这样才能与仍然占据霸权地位的美国抗衡。

  张焕利(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新亚洲战略一出,在亚洲最积极响应的就是日本。不到两个星期,日本政府就抛出《太平洋宪章》。这个宪章是什么?第一是日本要和美国共同承担地区主导作用,第二把矛头直指中国,和美国一起围堵中国,第三想借与美国共同主导亚洲的机会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美梦。我认为在研究美国亚洲战略的时候不能忽视日本,日本会是美国实行亚洲战略最直接的据点。

文章还提到“中国结交更多盟友将制衡美国的影响力,并有助于世界和平”。实际上要制衡美国影响力有很多种更好的方法,而发展盟友是刺激他的最好方法。除非中国希望通过结盟的方式刺激美国以达到影响其国家行为和战略的目的。例如,强加成本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ies), 但是这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美国的认知,对他们可能的反应做各种假设,分析,甚至推演。而不是简单的设想。

  他强调,在物质实力缩小的前提下,今后“中美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而仅仅依赖经援,是买不来可靠朋友的。

  中国要有结盟战略吗?

当然美国的盟友可以在同中国竞争中起到分担经济财政方面负担的作用。但中国针对这点也不必采取利用结盟的方式。首先,就算中国不结盟,美国自己也已经到处树敌,有俄罗斯在欧洲,伊朗在中东给他制造负担,都不需要中国通过结盟去说服这些国家。第二,中国是美国大部分盟友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这点是跟冷战时苏联不同的。因此这方面问题中国有很多非军事手段可以解决。例如在欧亚大陆上一带一路的成功,不光经济上给中国和周边国家带来贸易和经济繁荣。从地缘战略上讲,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必然下降。可以预见,德国这样的欧洲大国,不会满足于经济强大,从历史上看,这样一个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愿意一直屈居于美国的霸权下的。因此一带一路经济上的成功很可能会同当年欧盟发展初期一样,从经济上开始产生扩散效应到政治等领域,影响欧洲的地缘政治。

  但同时,“讲道义需要结交盟友”的观点也燃起学界对中国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的再思考,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质疑者。

  王海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在未来多极世界,我们不能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孤独大国”。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和未来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就应当在我们周围凝聚一大批朋友。我们要因时因势适当调整方略。结盟还是不结盟,绝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但是现在公开打出结盟旗号也缺乏可行性。当务之急发展准结盟关系,即不是盟友的盟友关系。尤其要努力深化与我战略利益和战略理念广泛接近的俄罗斯的关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尽可能多一点非结盟的盟友,才能应对“麻烦多发事态”。平时不创造条件,困难时要别人帮你是不可能的。

关于能否给周围国家和盟友带来安全感这点。阎教授提到“军事保护对于中小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中国能通过结盟方式来提供安全保护,邻国就将支持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承诺,则邻国将忌惮中国的军事力量。”

  争议声中,11月28日,阎学通与本报记者面对面,详解了他的逻辑与观点。

  黄星(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少将):中美关系是“与狼共舞”或者“与虎谋皮”。进入金融高度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行为方式有内在的规定性,光靠良好愿望是行不通的。中国只有捏住它的软肋才能逼着它少做坏事。中国恐怕要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处理联盟问题,我认为可以叫做“非盟之盟”。从长远大局看,中俄间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非常必要,是政治的选择。此外还要恢复国际、国内最广泛的“两个统一战线”思想,尽可能利用对方的矛盾、弱点和问题,扩大自己优势。另外,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军队发展滞后,改革转型也容易形成某些时候战斗力下降,和平病加上转型使很多问题难以落实。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或技术问题,而是战略运筹的问题。

首先,信任绝不是建立在口头或者是纸上承诺。而是需要时间和经历一些事件逐渐产生的。中国一直也在承诺以及强调和平崛起,不对其他国家首先动武,如果这些没有效果,我不认为同他们结盟,签上盟友合约就能让他们感到放心。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甚至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是没有信任的。然而经过几十年贸易,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相对稳定给了他们信心。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中展示出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作为大国的责任,其他小国在经济方面逐渐对中国有了信任。如今,他们不光愿意同中国做买卖,在中国投资,还主动储备人民币并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军事上和政治上也是同理,中国需要的是在长期交往中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风度,让小国发自内心产生信任。而不是主动争取,期望用写在纸上的协议维持盟友关系。

  【先驱语录】

  钱文荣:我们如果翻开中外历史,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领域,西方国家无不实行结盟。形式上有条约式同盟,有无条约结盟。今天需要就合作,明天不需要就不合作。中美之间当时联手对付苏联,美国也是这样看待我们。我们要改变不结盟政策,但并不需要公开宣布取消这种政策。我们必须要考虑结盟问题。否则在今后的战争当中,无论政治对抗,还是军事对抗,光靠单打对付美国构建的全球联盟网,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本次讨论是由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主办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我国安全”研讨会精华截选。)

其次,在双方存在很多差异情况下牵强的扭在一起的关系不一定健康。以欧盟为例,当初为了避免战争而开始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最终发展为一个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将经济水平,消费文化等都很大不同的国家用同样的通胀率以及赤字约束,使得各国都怨声载道,经济和货币政策都失去了很多灵活性。中国在同周围国家的自由贸易等方面已经很大自由度,但却保持了一定距离,而没有讨论统一货币也是同样道理。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第三,如果小国需要安全感,中国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法等平台和框架同他国进行合作,而没有必要整合双边战略关系,结为连理。在双方不对等的情况下结成的同盟使得关系缺少灵活性。上海合作组织多年来有没有发展为军事同盟,应该说中国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军事上作为盟友,中国将很容易卷入欧亚大陆国家,宗教,种族之间的争斗。几千年来,欧亚大陆上,伊斯兰教同基督教,犹太人同穆斯林的争斗和战争,以及各宗教内部派系的斗争从来都没完全停止。结盟会让中国失去回旋余地,在得到一些朋友的同时,失去另外一些国家。而中国根本不希望介入他们之间的斗争。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只是希望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打开更大的国际空间和市场。而结盟将同这个战略目标产生冲突。

  ★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

当然,在受到美国和他盟国围堵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化解问题是需要的。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进行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位合作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不代表需要缔结正式同盟关系。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国土相当于半个大洲的国家,需要的是发展自身军事实力,而不需要去同其他国家建立同盟来找安全感。除了中国自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给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俄国的亚历山大三世有句着名的话:“俄国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除了不能给中国和周边国家带来安全感,这种同美国竞争盟友的行为还很可能加速亚洲地区的分裂,导致冷战甚至武装冲突。因此在提出放弃不结盟政策这方面,我国需要更深入全面地分析和权衡利弊,切不可在这种影响国家长远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作出轻率的决定。

  ★结盟牢靠程度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和越南意识形态一样,照样结不了盟。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却是几十年的盟友。

在文章结尾,让我们重温一下华盛顿当年告别演说给美国人民的忠告。回顾美国近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感叹华盛顿的高瞻远瞩。除了外交和国防政策,在国家治理和财政方面也可以学到很多。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黄莹莹 发自北京

“我们应当珍视国家的财力,因为这是力量和安全的极为重要的泉源。保存财力的办法之一是尽量少动用它,并维护和平以避免意外开支;但也要记住,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及时拨款,往往可以避免支付更大的款项来消弭灾祸。同样,我们要避免债台高筑,为此,不懂要节约开支,而且在和平时期还要尽力去偿还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不要将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后代…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但以此为限,不再增加。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争夺道义制高点也是利益需要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国际先驱导报》:有很多人不理解的一点在于,国际政治中“利益”不是第一位的吗?您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强调道义的作用?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赞成不履行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那些条约应按其原意加以履行。但我觉得延长那些条约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阎学通: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领导权有三种:王、霸和强。王权在于赢得国内外民众的心;强权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要制造敌人;霸权则介于二者之间:对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都不欺骗,但往往不考虑道义,对非盟友使用武力。诸子百家多数认为,王权永远胜过霸权和强权。我对“道义”作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先秦哲学家们的影响。

“须时时紧记,一国向它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它必须付出它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本身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认为付得不够。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摈弃……”

  很多人以为现实主义讲利益就必然否定道义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利益角度讲,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了政治利益,而政治利益中包括了国家行为的政治合法性,而道义则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现实主义不认为道义是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不是国家利益。相反,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也是国家利益,因此需要争夺。只有当道义与重大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道义性的利益要服从于安全利益需要。

[责任编辑:蒋佩华]

  Q:换句话说,您认为中国要用“王”的方式对抗美国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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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的。

  Q:中国可以提炼出哪些道义原则和西方抗衡?西方长期把他们的道义原则归纳为“民主、自由”。

  A:国内许多人认为,我国的价值观和世界占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不一致,所以没法让中国显得有道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是“人类没有普世价值观”,而我自己认为,人类是有普世价值观的。鄙视背叛和爱好和平就是一种普世的国际政治价值观。

  比如对盟友讲信誉。不管是正义的军事同盟,还是非正义的军事同盟,盟主都得对其他盟友讲诚信。盟主缺乏战略信誉,该同盟就不可靠。依据信誉判断一人或一国是否可靠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府,都不会把背叛的行为作为忠诚的标准。

  所以,不是没有全人类共识的政治价值,无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还是一个现行的霸权大国,当其对外政策行为长期缺乏诚信后,其国际上的朋友就会流失,其崛起或维护霸权的政策目标都实现不了。

  中美竞争不同于美苏竞争

  Q:您在讲述重视道义的目的时有一个前提,中美竞争是必然的,所以中国需要找朋友抗衡美国。您在文章中把中美地位的此长彼消概括为“零和游戏”,为什么?

  A:中国崛起和美国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零和游戏,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个零和关系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两国实力差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力差距越小,矛盾就越剧烈;实力差距越大,激烈程度越低。要想中美结构性矛盾不进一步深化,想让中美之间零和矛盾弱化,一个方法是把中国搞弱,让中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方法是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使美国实力远远小于中国。当中美两国客观上实力接近的时候,无论媒体怎么宣传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其作用都接近于零。

  Q:这种竞争态势和当年美苏冷战的区别在哪里?

  A:就好比羽毛球比赛和拳击比赛,性质都是竞争,但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

  美苏各自进行结盟只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不决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他们竞争的主要形式是代理人战争,通过战争来扶持一个亲自己的政权,竞争内容主要是军事领域。同样中美之间可以形成两大同盟集团,但两大集团的物质实力竞争内容主要是在经济和科技,而不是军事。客观上中国目前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实力条件。中美竞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积极合作、科技发明竞赛、军事上消极合作、争夺道义制高点等。这和当时冷战时期美苏全面对抗是不一样的。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安全利益一致是结盟基础

  Q:中国已经到了要与美国“争盟友、争民心”的迫切程度了吗?

  A:前不久的东亚峰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为什么18个国家里只有两个国家不提南海?当俄罗斯2008年在格鲁吉亚战争问题上需要我们政治支持时,我们没有伸出援手。安全利益是检验国家友好关系的普世性标准。在别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不援助,就难以指望他们在我国重大主权利益问题上不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利益是需要,利益不是欲望。中国利益在全球的拓展以及中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使我们的利益需要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盟友的需求急剧上升,而且变成了非常紧迫的事情。随着我国利益在全球的快速拓展,我安全利益需求急剧上升。安全问题和主权问题往往是紧密相关的。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南海首先是个主权问题,因此维护主权的方法得靠军事力量或战略友好关系,经济援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了。国际格局有了两极化的可能性,因为从综合国力角度来讲,世界其他大国同时与中美两国拉大差距,多极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坚持不结盟就有问题了。我们需要问自己:第一,为什么别的国家坚持结盟政策;第二,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认为搞结盟会伤害他们的国际环境;第三,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对我国到底是不结盟利大于弊,还是结盟利大于弊。

  Q:您的答案肯定是后者,但是中国能跟谁结盟并体现道义?

  A:许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对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了解不充分的问题。

  俄罗斯从叶利钦时期就建议中俄结盟,中国长期拒绝;普京最近暗示可把上合组织发展成军事同盟,我国没有积极回应。如果我们把上合组织除了中国以外的五个国家考虑在内,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老挝、柬埔寨、朝鲜等,至少有12个国家有与我国结盟的潜在条件。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们结盟。

  有些人认为这些国家很穷,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们,和这些国家结盟是不是被人瞧不起。跟穷国结盟我们能得到的经济好处很少,与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国家结盟肯定受西方舆论否定。但问题在于,我们去跟西方富国结盟,人家接受我们吗?大家只看到与周边穷国结盟的困难,而不说与西方国家结盟更困难。

  我们需要先讨论是否需要结盟,然后再讨论如何结盟和与谁结盟的问题。今天,讨论我国结盟的困难,其作用是回避讨论是否需要结盟的问题。

  Q:因为中国不会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不会妨碍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牢靠的盟友关系?

  A:不会。结盟牢靠程度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和越南意识形态一样,照样结不了盟。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却是几十年的盟友。意识形态差别不是结盟的障碍,因为结盟的基础是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需要,就有结盟需要。如果说我们有以往结盟不可靠的经验,那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结盟相对比我们牢靠呢?为什么别国不认为结盟对他们是弊大于利呢?(实习记者邬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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