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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重构的华夏方案【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

2019-08-22 16:50栏目:战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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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政治结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前提,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必然会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也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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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全球治理告别“精英垄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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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由中国倡导的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潮流的国际政治模式。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是客观历史进程与人类理想追求相统一的结果。从实践上讲,它是对过去400年以资本主义强权政治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关系和以意识形态阵营对峙和冷战思维等为重要特征的两极体系国际关系格局的超越;从理念上讲,它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新时代国际关系的期待。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等多元行为体协同互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中国当下和未来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不少民营企业,非公党建蓬勃开展,在增强企业组织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同时,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图为福建省宁德市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线工人在洁净自动化电芯生产车间工作。新华社发

一、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建立持久和平的时代呼唤新型国际关系

“精英垄断式”治理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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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关系正在经历转型发展,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调整、全球危机整体性呈现、全球治理格局亟待重塑,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危机将国际关系推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世界持久和平为重要任务的新时代。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的经济全球化图景更加全面地展现,基于各民族、各国家的政治考虑进一步让位于基于全人类和世界整体的政治考虑。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和治理危机以史无前例的形式出现。全球治理实质上是旨在治理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或伴生的全球性问题或全球公共物品缺失等挑战或危机的国际行动。当前,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仍然在继续,全球失衡现象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多维度展开,世界性资源储备面临枯竭,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正不断以新的形式挑战地区政治秩序。为了人类的未来,国际社会应当团结起来,以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对上述全球性挑战,而只有在国家间实现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这是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关键时刻和时代背景。因此,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呼唤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性选择。

无论国内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还是国际上的全球治理,都面临着精英垄断时代的终结。无论在什么样的公共事务上,精英群体都需要与形形色色的多元社会行为体合作共进。与传统精英群体相对,以更广泛的“人民”为中心,就是新治理逻辑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

江苏省盱眙县把茶产业作为精准脱贫的战略性产业发展,带动当地贫困居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图为当地茶园一景。新华社发

由于近现代国际关系是从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演化而来的,并在北美得以强化,实际上长时间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亚非拉为边缘的国际体系。因而,由西方发达国家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带有浓厚的欧美文化痕迹和意识形态色彩,欧美中心主义、权力对抗意识、文明冲突理念十分明显,核心是竞争发展。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最积极的变化就是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可以确信,到2030年,当前大部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都将实现转型,新兴经济体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新兴经济体有着不同的文明背景,大多经历过西方列强殖民压迫,期待推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能够提出也有能力实践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理念。

无论西方的民主思想还是东方的民本思想,虽都不同程度矫正过“精英垄断式”治理的可能过失,但均未从根本上改变那套治理逻辑。自国家产生以来,以往人类社会的历史大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者说是王侯将相的精英史,非精英尤其非政治精英的大众沦为历史发展的配角,这是传统治理逻辑的内在缺陷。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从此,实现国家统一、建立民主政治、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文化兴盛繁荣,等等,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执着追求和崇高使命。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各种各样的尝试,然而终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统一起来,把党的命运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变。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从而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三重政治逻辑

相较而言,新型治理逻辑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发挥这个规模更大群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弥补“精英垄断式”治理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不足。近代以来,国际关系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展开,历数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均以国家实力、尤其军事实力的强弱论英雄,这使国际关系成为围绕国家实力展开的战略角逐。然而,这一视角忽视了跨国关系的成长,忽视了大量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对全球事务的参与。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画好党群关系同心圆。中国共产党牢记“一滴水回到大海永不干涸”的哲理,党员、干部来自群众,必须回到群众中去,画好党群关系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党是领导核心和圆心,代表了人民群众共同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党的各级组织越是善于通过与人民群众协商达成共识,就越能够找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巩固领导核心地位;党越能通过千百条线索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越能照顾到最大差异性;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越能贯通联系群众的通道,半径就拉得越长,同心圆就画得越大,就越会形成更强组织力和凝聚力。

习近平同志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201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对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作了内容丰富的阐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将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容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在强调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分别从社会维度、伦理维度和经济维度对新型国际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

经验研究发现,即便是在世界大战炮声震天的时刻,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有别于传统精英的“人民的力量”。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仅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大,还要有“人民能力”的强大,是思想和文化强大主导下的治理能力的强大。对中国来说,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的强大同等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党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党兴则国兴,党强则国强,党的领导力铸就了国家能力。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只有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1.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政治学逻辑:主张相互尊重而不是以大欺小、以富欺贫。

新型治理依旧“人才至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要与这个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相适应,与这个国家人民的现实期盼相适应,与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我国土壤中“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党制,最能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政治学逻辑,是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平等交往和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出发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从国际社会基本原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共生等特征出发,特别强调“相互尊重”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提出了以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为首要原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进一步提升“相互尊重”理念在国际关系原则中的地位,扩大“相互尊重”的精神和文明方面的内涵,主要是强调要从根本上破解强权政治的逻辑。相互尊重的实质是认可对方的权利与能力,承认国际社会的互为建构性,承认良性互动的国际价值,反对以势压人。

在精英群体垄断治理的时代,无论东方的科举制还是源自西方的公务员制度,求才若渴都是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治理模式同样甚至更强调充分尊重人才,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的首创精神和主动精神,通过人才智慧的充分奔涌来实现善治。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福利与精神愉悦。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观和其他政党发展观的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言书。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其中,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协调是发展的前提,绿色是发展的方向,开放是发展的基础,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共享,汇成一句话就是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重视“做大蛋糕”,也重视“分好蛋糕”,不断推进公平正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让每一个人都不掉队,审时度势地推进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首先,坚持主权平等是相互尊重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同志指出,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各国的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出于一己之利和一己之见,采取非法手段颠覆别国合法政权。

在中国走向全球舞台的大国治理进程中,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是我们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根本。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天下观的国家,在处理全球事务过程中,有时难以摆脱固有的视角和眼光,容易好心办坏事。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缺乏的并不是全球治理的能力,而是缺乏全球治理的意识,缺乏超越中国独特性的普遍思维。当然,并不是说中国视角狭隘,我们的一些古老智慧完全可为人类做出普遍性贡献,但这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予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善于培养使用各方面优秀人才,更好实现治国理政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党治大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优秀人才。因此,既要用选举的方式,也要用选拔的办法把一些好干部挑选出来,输送到治国理政各种岗位上去。中国数千年来对政治人才既重视一定范围的“选”,也重视“举”,发现并启用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依靠民主和法治程序,把优秀的政治人才培养起来、选拔出来、使用起来、管理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各类人才各得其所,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好、建设好。

其次,坚持包容互鉴是相互尊重的重要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什么样的人才是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才究竟是教出来的还是自己长出来的,这在教育学界多有争论。抛开教育家们的争论不谈,从中国走向全球治理的需要来看,中国既要重视建设一个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的体系,也需积极创造一个适合全球胜任力人才成长的环境,只有两篇文章一起做,才有可能收获更多这样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要经常搞好大扫除,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党要管党”,改革开放以后又提出“从严治党”,党的十六大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以“打铁必须自身硬”为逻辑起点,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形成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融为一体的“大党建”格局,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

第三,反对以大欺小是确保相互尊重的底线思维。在全球治理危机情况下,需要鼓励大国担负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鼓励拥有特殊资源的国家发挥特殊的作用,可是,不能人为制造新的国际关系不平等。必须防止大国和特殊资源的国家以己之长,欺他之短,以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物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者建设“民主和平”等为名,强迫其他国家做不情愿的事情,回到强权政治的老路。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一视同仁,平等相处,才能团结一致应对共同的全球危机。

时下,中国许多高校都重视培养通晓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的人才,但真正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绝不仅限于此,而是涵盖诸多学科和专业领域。毋宁说,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多方共同参与的事业,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均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善于培养人才,还要善于发现人才。这样才能为提高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提供人才保障。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曲折,依旧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要归功于党高度重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传家宝。中国共产党把政治建设的成果变成正义的力量,把思想建设的成果变成真理的武器,再把正义的力量和真理的武器交给人民群众,最终汇聚为推动社会革命的不竭源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而每一次社会革命的结果,都必然把真理的武器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武器,必然把正义的力量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螺旋上升。在党全面领导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服务功能让社会治理充满活力,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秩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大格局。

2.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伦理学逻辑:主张公平正义而不是一家独占或“双重标准”。

以价值理念赢天下归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有国强必霸的传统。而中国共产党秉承五千年中华文明与智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以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实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彼此一律平等,互为权利和义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伦理学逻辑,也是国际关系合理化、国际关系法治化的伦理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公平正义,针对当今国际政治不平衡的伦理难题和东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情况,重点强调了三个方面。

早在春秋战国末期,秦国的李斯在《谏逐客令》中指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为什么呢?李斯认为关键在于秦国能招贤纳士,鼓励商贸,让万国有识之士投奔大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未来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伟大使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续写新篇章、进入新佳境。

首先,公平之要在于公心。习近平同志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好的全球治理要有一颗国际事务的公心。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李斯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全球化时代,人才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它们集中到哪里,哪里的发展便获得强大动力。走向全球的中国治理,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在赢得天下英才之心,聚而用之。

其次,正义之要在于法治。要以国际法治来保障国际政治的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指出,“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搞“双重标准”,武断曲解国际法意,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回顾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单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赢得天下归心。近代以来,欧美国家执世界之牛耳,也绝不是仅仅依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其背后是一系列曾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其用来摧毁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抵抗的重炮。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值得重视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那套价值观。

第三,公平正义重在正确的义利观和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的“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更加从全局、均衡和长远的角度对待国际社会不同群体不同要求,特别是对于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战略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的正确的义利观,既要平等互利,又要“义”字当先,可以采取“亲诚惠容”等方针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由于安全关系是最基本的国际关系之一,新型国际关系也包含了新的和平主义伦理价值。习近平同志指出,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强调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新崛起的中国不会像资本主义世界过去那样大搞扩张,但我们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广泛的理解与认可。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史对我们也有启发意义,即只有在精神领域赢得世界,才是真正赢得世界。

3.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经济学逻辑:主张合作共赢而不是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

因此,在走向全球的大国治理历程中,中国在继续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用实践来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完善,以此实实在在地聚拢天下民心,建设一个得人心、聚民力、汇民智的伟大国家。

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经济学逻辑,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合理化的重要内容。新型国际关系的共赢逻辑不但借鉴并超越了中国古代的和谐理念、中庸理念以及欧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双赢理论,它更多地代表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实践。

首先,达致“美美与共”的新境界。具体地讲,就是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发展目标。以多赢、共赢新理念,替代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坚持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原则而非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

其次,坚持共同发展的新理念。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意图和做法。

第三,实行平衡普惠的新原则。“合则强,孤则弱。”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否则无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团结起来应对全球治理危机。

三、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实质上提出了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

中国作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首倡国,实质上是在进行新时代的国际社会动员。

首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推动世界秩序的目标与方向更趋合理。

过去欧美提出的“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虽然在学理上声称反对强权政治,但在实践上并没有使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摆脱强权政治特征,关键原因是没有从整体上考虑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诉求、经济利益和伦理追求。习近平同志从全球治理大势出发,科学判断国际关系规律,正确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化、理论化:从目标上明确了“五个世界”建设,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美好愿景;从原则上明确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五个方向,即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经济全球化只有朝着这五个方向发展,才能克服全球失衡的问题,这五个方向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方向;从内容上提出了新的文明交流观,即三个“文明超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上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地回答了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等问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

其次,依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解决世界秩序“有效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当今国际政治中不缺制度,缺的是公正合理而又有效的制度,因此,可以称为“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亟须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模式,即伙伴关系模式。伙伴关系是彼此友好合作的关系,它强调不奉行零和规则,不针对第三方,因而与体现旧式国际关系的盟友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实际上是强权政治、均势政治和集团政治实践或者思维的产物。建构起真正的伙伴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成的基本标志之一,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撑因素。构建系统有序的全球伙伴关系,要坚持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全面拓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好各类伙伴关系及其机制;更加重视利用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国际机制,实质性地参与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从多种全球性伙伴关系机制中获得为外交使命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规则权、话语权,为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及其相应的世界秩序,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党100周年研究系列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变迁”[2017DHC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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